钓鱼执法在我国早就存在，[8]随着法治的发展和上海钓鱼执法的发生而引发关注。
不利于合理而科学地配置国家行政权力。另一方面，行政主体理论的其它内容又散见于或渗透于行政主体的整个运作过程的研究之中（如关于行政主体的行为、行为责任的研究），为构架整个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起着提纲挚领式的基础性作用。
基于此，大陆法系国家对行政主体进行了专门研究，层层剖析了这一法律拟制人格的内部构造、行为运行机制以及责任的最终归属，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主体理论。前两类是以地域为基础而产生的行政主体，公务法人是以公务分权为基础的行政主体，即法律将某种需要一定独立性的行政职能，从国家或地方团体的一般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由专门的公务机关实施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如：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国家行政权力，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意味着享有权利并独立承担义务，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关键在于具备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能力。这一理论的显著特征在于：它聚独立性、散见性、整合性为一体，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它有着自己独立的内容，即对行政主体这一法律有机体的内部构造的研究（有关行政组织问题的研究）。
大陆法系国家均存在公、私法的区分，行政法作为规范行政权的法律，当属于国内公法。这种理论研究的偏颇，使我国行政组织法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法学研究上的滞后，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发展。没有责任承担的义务，就缺乏义务的法定效力，从而不能称其为义务。
因为第一次法律概念是广义的，已经涵盖了宪法，那么第二次就没有必要将宪法与法律并列。摘 要：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 首先，法律实施不意味着宪法实施。1789 年法国《人权宣言》第 16 条就将权利无保障的社会视为没有宪法的社会。因为制宪者明白授予的权力与保留的权利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宪法对某些特定权利的列举规定既不得作减少对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的重要性的解释，也不得作扩大宪法授予政府权力的解释。
然而，当 9 月 17 日制宪会议结束之日和宪法签署之时，虽然几乎所有出席制宪会议的代表都在宪法文本上签了字，但弗吉尼亚州的梅森与格里拒绝在文件上签字，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宪法草案没有包括权利法案。而制宪者的信仰是人民保留权利以对抗联邦政府。
宪法序言的表述表达了两种意义： 一种是宪法实施的主体，另一种是保证宪法实施的义务主体。宪法实施是法律实施的顶层设计，法律实施的重心应当首先是宪法实施，宪法实施得怎样直接决定着法律实施的质量与程度。最典型的例子来自第33 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还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因为人权保障的诉求主要是少数或个体公民提出的，但少数或个体人权诉求的合理保障与实现则是普遍人的权利实现的前提。
由此可见，第 126 条关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之规定，则排除了依照宪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宪法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国家或政府的抽象行为，《物权法》规范的对象则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原初宪法的制宪者选择反对这样列举的权利是因为权利遗漏的危险。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以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实现。
其次，国家机构规范的实施也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具体的法律也可能将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予以实施保护，譬如《物权法》之目的在于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即依法保护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物权法》第 2 条) ，这实际上是对宪法第 13 条关于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具体化，因而《物权法》的实施在某种间接意义上可以说使宪法第 13 条的规定得到了实施。
然而，在中国，宪法实施到底是实施什么，还是一个需要在学理上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下面，笔者拟就该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学界。第 99 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
其次，宪法的非可诉性在学界与司法界还有市场。只有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都得到了保障，其他一切人的自由权利才能得到发展，否则，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而全国人大则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无论马克思关于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的命题，还是列宁关于宪法是写着保障人民权利的一张纸的表达，都表明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基本权利。目前的宪法审查制度设计注重的是对法律外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而忽视了对法律的审查。四、宪法实施与后三十年宪法发展1982 年宪法颁行三十年了，无论实施得怎样，都已成为历史。
宪法实施中的最终问题将会归结于对宪法价值的认同问题。( 二) 宪法实施能否进入司法适用从宪法文本自身的规定分析，宪法实施能否进入司法适用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命题。
该教材认为： 法律实施是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就国家机关而言，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制定法律，将宪法原则和规定予以具体化，行政机关依据法律作出行政行为，司法机关依据法律作出裁判，如果其行为违反了法律，可以通过法律机制予以纠正并追究法律责任，使之严格依法行使职权。世界多数国家不是选择了美国的普通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模式，就是选择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宪法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模式。
因为他们的基本权利最容易受到无视和蔑视，只有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切实的立法和司法保护，基本权利的实施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当今社会，还没有哪一种价值或信仰像宪法价值一样获得最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因此，宪法价值是凝聚社会共识、民众认同的最可能的载体。
天赋的权利入宪不是最终目的，更不表明权利保障手段的终结，而只是人权保障的开始。宪法实施之本质与目的何在？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 在笔者看来，宪法实施最终实施的是人权规范即基本权利规范，也就是说基本权利规范实施是宪法目的之所在。既然监督宪法的实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那么从有权必有责的权责相一致原则分析，宪法只赋权而无相应宪法责任的规定。所以，当制宪者选择赋予国家政府只有具体的列举式权力时就已经意识到该事实。
其二，它们自身既是实施宪法的义务主体，又同时作为监督宪法的实施的主体，一旦它们自己违背宪法实施的义务，又怎样实施监督呢？ 自己做自己的法官，这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各级人民法院，以审理案件的方式对争议双方的权利予以公平保障。
如果一个社会建设起了对少数人或个体人权保护的屏障，让少数人或每一个个体的人权诉求基本得到满足，应当说该社会的人权状况就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首先，从序言所规定的保证宪法实施的主体看，一切国家机关的规定自然包括人民法院。
宪法第 62 条第二款规定： 全国人大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之职权。其次，从义务判断的完整性看，序言的表述只告诉人们谁是保证宪法实施的义务主体，却不是义务责任主体。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地方人大以及省、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别享有国家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作为立法机关，无论国家或地方权力机关均应以立法形式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各类权利和自由。凡是依照《立法法》规定有权提出宪法审查建议的主体，一旦按照程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宪法审查的建议，应当认真对待，积极启动审查机制，在具体实施中加以改进或完善。从序言的表述看，负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是典型的法义务的判断，只要是法律义务，就必须承担违背义务的责任承担与责任追究。因此，它们先于宪法并高于国家或政府，国家或政府只能扩大和保障，而不能限制或者克减。
宪法监督机制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司法性程序上，很可能好看不能用。胡锦涛曾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法律实施机制是人民法院之各个具体法庭的规范适用与规范解释，而宪法实施机制也同样需要实施宪法的具体机构。由于中国宪法对国家机构职权的规定采取了列举加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因而国家机关的职权在理论上可以说处于无限之中，即权力无限而非有限。
所以，考察一个社会的人权实现状况，既要看多数人的人权实现程度，更要看少数人或个体公民的人权实现程度。总之，法律实施即意味着宪法实施。
